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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中國甘孜門戶網站:www.cbtekz.live 2017年07月03日 來源:查看原文 字體:【 【打印文本】 分享到:

一、古代歷史

甘孜州歷史悠久,人民勤勞勇敢。在遠古時代,就已經有原始人類在這里勞動、居息和繁衍,開創石器時代的文明。1983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青藏高原考察隊在爐霍縣卡娘泥曲河關門石一座喀斯特山洞里,發現20種動物化石,和許多打制、磨光的骨片、骨球、人工制造的石器,還發現一顆可能是原始人類的牙齒。19857月,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六江流域民族綜合科學考察隊——雅礱江流域考古組”在爐霍鮮水河流域進行考古,采集了打制石器32種,其中石核石器23種,石片石器9件。證明當時這里的原始人類,在舊石器時代,使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從事狩獵和采集活動。19908月,丹巴縣中路鄉罕額依村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初步發掘出的陶器有雙耳罐、單耳罐等;骨器有椎、針等;石器有以水晶石為原料制作的細石器,以礫石為原料的打制石器,有相當部分是磨制石器,種類有穿孔石刀、斧、鑿等。州內多處發掘的石棺墓葬,出土文物豐富,有石器、骨器、陶器、銅器及裝飾品。表明石器制作技術已有提高,陶器得以發明和推廣,人們逐步從狩獵和采集天然食物進至從事農業和畜牧業,氏族公社日益走向繁榮。州內又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北方羌人一部分部落移徒到這里,與在這塊土地上的原始先民相互副合為一體。從漢代到元、明、清時期,先后進入州內的有漢族、蒙古族、納西族、回族、彝族等,各族人民友好相處,披荊斬棘,墾辟出大量土地。許多漢族人民往州內遷移,落戶定居,帶來漢族地區的農業和農田水利技術,對當地生產產生較大影響。例如,民國初從漢源遷入九龍縣八窩龍鄉下堡子居住的漢族涂海清,與當地藏族群眾合作,在八窩龍鄉海拔2200多米的河谷坡地上,試種水稻獲得成功。此后,逐步擴大水稻栽種面積,成為全縣有名的大春水稻、小春麥類的高產地區。藏、漢民族之間,在歷史上聯系緊密。早在漢武帝時,康東即與中央政權發生聯系,隋時,吐蕃勢力擴展到金沙江以東地區,當時各部落紛紛求庇于內地。唐代,介于中央政權和吐蕃之間的部落,有許多內附中央,因此設羈縻州。宋代繼之。唐宋以來,漢藏人民之間通過“茶馬互市”建立起來的友好往來,始終未斷,一直延續到元明清。元初統一了全國,因其舊制,在州內推行土司制,分封當地首領擔任官職,受命于朝廷。明代沿用元制,“因俗以治,多封眾建”,進一步促進“茶馬互市”的發展。不少藏人經常以馬匹,氆氌等物直接去內地換取鹽,茶和布匹、許多漢人越山涉水,到州內從事貿易活動。當時的打箭爐成為藏漢各族人民互市的場所。明末、青海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征服州內各部,中央政權無暇過問。青襲明制,仍采取分封土司的政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出兵打箭爐(康定),清朝勢力始達雅礱江以東地區。雍正五年(1727),清軍大敗和碩特部,統治范圍擴大到整個康區。從清初到嘉慶150年間,共分封土司122員。其中:宣慰司4員,宣撫司4員(含副職2員)、安撫司13員(含副職1員),長官司16員,土千戶5員,土百戶80員。各土司由清廷兵部發給印信號紙(土百戶只發號紙)。康北德格宣慰司、康東明正宣慰司、康南理塘宣撫司和巴塘宣撫司,幾乎控制了全區,稱為四大土司。清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打箭爐成為邊茶總匯地。川藏茶道上的爐霍、甘孜、理塘、巴塘等城鎮商賈日益增加。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開始,趙爾豐強力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將土司概行廢除,設置道、府、州、廳、縣政權組織,由清王朝派遣流官直接進行統治。

二、近代歷史

旋因辛亥革命爆發,清政策對推翻,甘孜州各地土司紛紛自行恢復。以后變亂迭起,處于動蕩時期,當時中央政權仍對土司采取羈縻政策,以維持其統治。民國16年(1927),劉文輝接管西康特別行政區,自此境內屬劉文輝的防區。民國28年(1939)西康建省,省會康定。直至1949129日,劉文輝通電起義,宣布西康和平解放為止。在解放以前,甘孜州處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全州有三種情況:占大多數的藏族聚居區,保持著封建農奴制度,領主經濟占統治地位;九龍縣彝族聚居區,保持著比較完整的奴隸制度;瀘定縣漢族聚居區,封建地主經濟比較發展。各族勞動人民,身受封建農奴主、奴隸主和地主以及歷代封建王朝和國民黨政府的剝削壓迫。加之清末以來,帝國主義勢力以傳教、考察等方式,逐步侵入,封建主與外國資本相勾結,大肆進行商業活動,加重了對州內各族人民的剝削。在封建農奴制社會里,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牧場,為土司、頭人、喇嘛寺所占有,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人格上依附于封建農奴主。封建剝削是建立在直接的統治和隸屬關系上,并用超經濟的手段來強制實現的土司的“官寨”,是榨取農奴勞役、地租和攫取各種超經濟剝削的“衙門”。寺廟除具有宗教活動場所的性質外,由于擁有政治、經濟特權,還具有“官寨”的同一性質。農奴世世代代為土司、頭人、寺廟種地、當差、納稅、出征。土司、頭人和喇嘛寺擁有一套法律、法庭、監獄、刑縣執法掌刑者,對農奴進行殘酷的專政。清王朝和國民黨政府派遣的官吏,大多貪婪苛虐,對各族人民壓迫和榨取暴利。沉重的封建剝削,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苛捐雜稅負擔,不僅剝奪了農奴的全部剩余勞動,而且也剝奪了大部分必要勞動。農奴被迫年年向封建農奴主和寺廟求借高利貸,這就更加重了農奴的負擔。“烏拉”差役是農奴為農奴主、清王朝和國民黨政府官吏、軍隊承擔的無償勞役,當差的農奴所受之苦,真是罄竹難書。農奴們在沉重的盤剝下,喪失了生產積極性,更無心從事技術的改善。直至解放時,農業生產工具多是木制,耕作十分粗放,加上意識上的“神權”統治,不施肥,不除草、除蟲,糧食產量低下,常年產量一般為種子的5倍左右。廣大農奴掙扎在饑餓線上,根本無力維持再生產。到了不能生存下去的時候,或相率逃亡異地,或舉行起義進行反抗。近代以來,州內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此起彼伏,不斷發生。清同治四年(1865),巴塘縣藏族人民驅逐法國傳教士,焚毀教堂,收回被占產業。廣大農奴、奴隸采取各種方式,如集體逃差以抵抗國民黨政府苛重的“烏拉”差役制度。并且多次舉行起義,反抗封建主、奴隸主。九龍三埡白彝奴隸江郎撒古與尼克日洽、阿尼布達等組織群眾,同奴隸主進行斗爭,一次在店子溝抓住奴隸主洛伍爾布、洛伍曲他二人,用包頭帕拴著脖子,沿溝示眾,使奴隸主威風掃地,人心大快。清光緒十二年(1886),丹巴縣巴底鄉14個村寨的1000多名農奴,在農奴德呷姆卡布絨和瓦薩西的帶領下,沖進土司官寨,活捉女士司白利娜姆,殺死助紂為虐的益西拉買(土司的哥哥),打開牢房,釋放被關在監獄的農奴。明確提出推翻土司政權,不納糧,不交租,廢除“烏拉”差役,土地歸農奴的口號。同時開倉放糧,把土司的糧食、衣服、財產等全部分給農奴,把土司派糧、派款、派差的帳簿全部焚毀,砸碎土司的官印和各種刑具。這次起義后來雖然失敗了,但卻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舊社會受盡了苦難的各族人民,日夜盼望著翻身解放。19351936年間,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經甘孜州。一、二、四方面軍的指戰員們,沖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堵截,克服高原上空氣稀薄、糧食奇缺等困難,爬雪山、過草地、穿林海,全州15個縣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英雄們的足跡。紅軍所到之處,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宣傳北上抗日主張,在甘孜、爐霍、道孚、丹巴和瀘定、康定等縣幫助族勞動人民建立博巴政府、格勒得沙政府、蘇維埃政府和農民協會。紅軍飛奪瀘定橋和二、四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地址,至今成為對各族人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課堂。紅軍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希望和力量。各族人民盡力支援紅軍,為紅軍籌集糧食和柴草,為紅軍充當向導和翻譯。紅軍北上后,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少數反動封建主、地主,殘殺留下的紅軍傷病員,搜捕參加博巴政府和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迫害支援紅軍的積極分子,扼殺了紅軍幫助建立的人民政權。但是,紅軍播下的革命火種,深深埋在各族人民心中。各族人民懷念紅軍,盼望紅軍早日回來。曾經熱誠支援紅軍,掩護紅軍傷病員的格達活佛,寫過不少惦念紅軍的詩,至今廣為流傳。解放前夕建立的巴塘地下黨和東藏民青以及康定進步青年組織“新聯”,向各階層、各族人民宣傳黨的政策,組織教育群眾,迎接解放。

三、現代歷史

劉文輝通電起義,西康和平解放后,解放軍第二十六軍一八六師于1950324日勝利進駐康定城。從此,揭開了甘孜州歷史的新篇章。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結合甘孜州的實際,成功的解決了民族問題。領導和依靠全州各族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堅持不懈地開展了各項工作。解放后至1990年這41年的工作,是在經歷曲折,不斷克服困難過程中前進的。50年代前期,是開辟工作時期。這一時期工作艱苦,情況復雜,任務繁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之間隔閡較深,民族內部冤家械斗不息;殘余匪特造謠騷擾,社會秩序不穩定;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經濟蕭條,生產停滯,百廢待興;接管工作和支援進藏部隊的任務很重;地方干部特別是少數民族干部極少。面對這些問題,中共康定地委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堅持謹慎穩進和團結上層為主的方針,以主要精力做民族團結工作,爭取了大批民族、宗教上層人士與人民政府合作共事。康定軍管會成立時,即任命夏克刀登、邦達多吉為軍管會副主任。爾后陸續安排了土司、頭人、活佛、堪布、阿訇、家支頭人等政權機關擔任職務。經過籌備協商,充分準備,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于19501124日在康定正式成立(這是建國后成立的第一個地區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權,后改為州),桑吉悅希(天寶)任主席,副主席中有夏克刀登、阿旺嘉錯、洛桑傾巴,委員28人中,藏族上層僧俗人士和知名愛國人士占64%,彝族、回族上層知名愛國人士占4%。會議通過《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務》和《關于加強團結的決議》。隨即向關外各縣派出軍事代表(有7個縣是軍事聯絡員),接管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安定社會秩序,做好支前工作。采取積極措施,如開辦短期訓練班,成立康定民族干部學校,培養民族干部。僅1951年初至1953年底,培訓近3000名民族干部,分配到州、縣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作。為了消除歷代反動統治者大民族主義的痕跡,人民政府于195110月發出通知,將巴安縣更名為巴塘縣,瞻化縣更名新龍縣,理化縣更名為理塘縣,定鄉縣更名為鄉城縣。同時清除帶有歧視和侮辱性的稱謂用語和用詞。按照《關于加強團結的決議》精神,積極調解民族內部上層之間的冤家械斗糾紛,僅19511952年兩年時間,調整大小糾紛3000多件。在瀘定漢族聚居區和康定折多山以東少數漢族聚居鄉,開展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完成土地改革任務。對國民黨潛伏的殘余勢力進行清查和處理;嚴厲查禁種販鴉片煙和鴉片煙館;平息康定縣魚通土司甲安仁煽動的小股叛亂;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出境。在加強民族團結和安定社會秩序的基礎上,以極大努力,恢復和發展各項生產(主要是農牧業生產)。明令宣布徹底廢除“烏拉”差役制度和國民黨政府規定的苛捐雜稅、超前征稅,取締尖斗、踢斗、大半收糧盤剝行為,減輕各民族勞動人民的負擔。民族貿易公司直接收購、代為推銷與私商收購自銷并行等辦法,解決土產滯銷問題。恢復與發展牛騾幫運輸,積極組織貨源,解決各族人民日用的茶、鹽、油、糧等供應。制訂簡便易行的輕稅政策和實施辦法,實行合理的負擔。州、縣行政費用大部分(占各年預算總和的2/3以上)是由上級政策撥款解決的。在農區經過與上層人士協商,調劑一部分荒地,組織無地少地農民開墾,安置了部分流浪戶。無償發放大批鐵質農具,東北路各縣平均每戶農民得到23件。成立農業技術推廣站,在推廣新式農具,改良耕作技術、興修水渠、增施肥料、藥劑拌種和毒土等方面成效顯著。創辦國營機械化新都橋農場,示范使用農業機械。在牧區,采取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方針,組織巡回治療,雙力進行牛瘟防治,有效控制牲畜疫病流行。無償發放挖土特產工具和羊毛剪刀、割草鐮刀、牛奶分離器等10多萬件。每年還及時發放一定數量的救濟糧款和救濟寒衣,解決部分貧苦農牧民生產生活上的困難。在主要恢復和發展農牧業生產的同時,適當發展地方工業和手工業。接收、調整和改造國民黨政府辦的一些中小學校、圖書館和醫療機構,逐步發展文教、衛生事業。在各族人民群眾中開展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普遍訂立團結愛國公約,用實際行動做好支前工作。僅1950年就供給進藏部隊柴草1500萬斤,幫購糧食200萬斤,代買牛馬2萬頭,擔負運輸的牦牛10萬頭以上。1952年和1953年,州、縣黨委組織檢查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著重在漢族干部中批判和克服大漢族主義思想殘余,也促使了少數民族干部批判和克服地方民族主義思想殘余,從而進一步增強了民族團結。19561959年這4年,為民主改革時期。經過前幾年的工作,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民族內部階級矛盾突出出來。各族人民強烈要求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和奴隸制度。民族、宗教上層中也有不少開明人士主張進行民主改革。1955年州人民政府就收到上層人士中要求或贊成改革的書信57件。由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根據《憲法》規定和群眾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州實行和平改革。改革的實施辦法和具體政策規定,多次與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協調,并在州人代會上舉手表決通過。改革的范圍僅在農區分期分批進行。對喇嘛寺采取“暫時不動”的政策。對牧區實行“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牧主牧工兩利”的政策。當和平改革在丹巴縣農區和康定縣的魚通、孔玉兩個農區試點,關外各縣還在學習、協商和訓練積極分子階段,就被農奴主階級和奴隸主中的少數頑固分子擾亂。他們憑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著“民族”、宗教的旗號,在西藏少數反動上層分子的策動下,于1956年初,相繼發動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他們到處圍困縣城和區鄉,破壞道路橋梁,襲擊軍政人員,殘殺各級干部和各級分子及其家屬,奸淫燒殺搶掠。在叛亂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變成廢墟,許多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面臨這樣嚴峻的局勢,人民解放軍和各族人民群眾,不得不奮起平息武裝亂,保衛改革順利進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7月對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決心是下得對的”,“戰爭是解放戰爭”,這就給了各族干部和群眾以勇氣和信心,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這時東路、北路各縣農區加緊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務,但不鞏固,南路各縣各級作改革的準備。19573月上旬,中央書記處會議又指示甘孜州必須“堅決改、徹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要會打,打得越徹底越好。”按照這個指示要求,東北路各縣已改革的農區,開展復查補課,有力地打擊叛亂分子和少數農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縣邊平叛、邊改革,并抓緊修通東巴公路。改革和平叛進行到1958年,一個突出的問題明顯地暴露出來,這就是喇嘛寺和牧區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喇嘛寺在“暫時不動”期間,成了雄踞一方的農奴主,成了窩藏叛亂分子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當地聚眾叛亂的指揮部。牧區剝削階級中的少數頑固分子,早已發動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并與農區叛亂分子相勾結破壞農區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財產。人民政府針對這種情況,順應人民的要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開展以廢除喇嘛寺廟封建壓迫、剝削制度為中心的反叛亂、反違法、反特權、反剝削的”四反”斗爭。在斗爭中相當謹慎地處理了宗教問題,把廢除寺廟特權與保護寺廟區別開來,把極少數寺廟反動上層分子與廣大宗教人員區別開來。與此同時,石渠、色達和其他牧業地區也相繼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民主改革,在全州順利完成。廢除了反動、沒落的封建農奴制和奴隸制,沒收、征收了農奴主階級直接經營管理的土地32萬畝,占70%4.5萬余戶)的無地缺地農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畝左右。沒收、征收、贖買牧主階級牲畜21.5萬余頭,占60%的貧苦牧民每戶平均分得牲畜12頭。80%的農牧戶從高利貸的盤剝下解脫出來。5600名毫無人身自由的奴隸獲得解放。經過民主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廣大農牧民積極性空前高漲。其他建設事業都有了發展。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得到了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于1959年相繼完成對農牧業、城鎮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甘孜州從此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19601966年,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一時期受“左”的影響,工作失誤多。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初步成就。在改善農牧業基本條件,運用科學技術,提高食糧單產和總產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工業、交通、商業、財政、文教、衛生等各項事業,獲得較快發展。但是,改革后領導的注意力主要未放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上,更多地是在改變生產關系上打主意。“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一再提出反右傾。過快過急的農牧業合作化尚未穩定,又急于辦了一批人民公社,并且搞遷居并戶,辦公共食堂。“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等錯誤泛濫起來。19601962年糧食連續減產,群眾生活困難,干群關系緊張。1961年下半年,州委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和省委對民族地區進行調整的具體政策,生產關系和規模體制從貪高、貪大、貪多、貪快的位置上退下來。大劃小,高改初,停辦公共食堂,改辦、停辦人民公社;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徹底退賠;對在反右傾、“三反”和整風整社等政治運動中受批判、處分的黨員、干部,進行了甄別復查和糾正。壓縮城鎮人口,撤并一些廠礦。經過兩年多時間的調整,經濟開始恢復,困難有了緩解。但由于擺脫不了“左”的指導思想影響,當形勢好轉時,又繼續進行“四清”,又急于辦了一批人民公社。直至1966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6月算起,至197610月粉碎“四人幫”,這10年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同全國一樣,十年浩劫,給州內各族人民帶來了災難。“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黨政機關被沖擊,全部癱瘓;大部分領導干部被揪斗,“靠邊站”;兩派嚴重對立,武斗不息。直至196810月正式成立州革委和州革委核心小組,領導斗、批、改和各條戰線工作,兩派對立方趨緩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開展的“批林批孔”和“批鄧反右”,給各方面工作造成困難、混亂和惡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文化大革命”迫害不少領導干部,制造許多冤、假、錯案;踐踏黨的民族政策,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造成不少廠礦企業嚴重虧損。交通、財貿、文教、衛生等工作,遭到很大破壞。“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各族人民群眾和大多數干部職工堅持工作和生產,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損失,農牧業生產和其他方面建設,仍取得了進展。粉碎“四人幫”以后,各族干部和群眾,深入揭批“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撥亂反正,平反、糾正冤假錯,落實黨的各項政策。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把工作重點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經濟上放寬搞活。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農村牧區開始。農村從1982年春以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牧區實行生產隊牲畜折價歸戶,私有私養,和草場承包責任制。取消政社合一的公社,公社黨委改為鄉黨委,公社改為鄉人民政府,鄉以下設村民委員會,農村牧區的改革,帶動廠礦企業的改革。廠礦企業改革領導體制,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企業內部實行“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推行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改革商業流通體制,農牧民直接進入流通領域。放開價格,農、畜、土特等產品價格有較大幅度提高。專業戶、聯戶企業和鄉鎮企業有了較快發展。堅持開放政策,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十年改革開放,給甘孜州經濟帶來生機和活力,給各族人民帶來實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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